古代射箭中的德育教化（连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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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射箭中的德育教化（连载1）

作者：孙承媛 来源：箭联体育工作室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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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国历史的演进同步的。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有别于其它文明古国的文化特质，如希腊的重自然或印度的超自然。中国文化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等，将人和天地等量齐观。但是中国的“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类群，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带有这样的特征：即非常重视伦常规范与道德教化。以至中国古典文学突出强调“文以载道”；史学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教育以德育统驭其它教育范畴，并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因此中国的古代体育运动也被打上了德育教化的烙印。其中古代的射箭活动就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弓矢负载着奴隶社会的礼仪规范
        世界各民族在原始阶段，几乎都有由原始的石器和棍棒演化出弓矢的历史，但弓矢在东西方的地位却迥然不同。在西方，自进入奴隶社会后，特别是随着铁器的出现，弓矢渐渐遭到了忽视。而在东方，特别在中国，弓矢却魅力不减。究其原因，射箭活动已成为奴隶社会道德教化的理想载体。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常伦规范和道德教化应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西周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周公，他熟知中国自殷商至西周800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明白不能仅用武力和刑法来统治人民，控制人心才为上策。即把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政治标准和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方式。因此提出了“敬德”、“尊礼”的主张。当然西周统治者也十分明白人的道德修养的形成需有一个过程，它不能靠短时间的外在强制，而必须借助主体自身循序渐进的道德认同。也就是由道德认知到心理情感，最终落实到行为实践上。而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对教育方法的具体选择和准确把握。那么只有把“敬德”、“尊礼”活动与人民生活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
        其时，青铜器的广泛使用正为箭镞的制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因此射箭活动在西周得到了很大的普及和发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比如，周天子就经常练习射箭，还有专门的“射庐”作为其教习射箭的场所，“是以，诸侯群臣尽志于射”。民间亦有男孩出生后，家人在门左挂弓，并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之习俗，期盼男孩成年后尚武善射。所以西周男子自童年起便习射，而且射箭的水平高低，成为衡量男子汉的重要标志。对于这样一种在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射箭活动，自然就被统治阶级不失时机地注入了“德”和“礼”的内容。因此就形成了西周很有特色的寓教于体的体育活动——— 射礼。
        关于射礼的作用，《礼记·射义》说得很明确：“射者，男人之事也，因而饰之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从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周的射礼按不同的等级或不同的场合分为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四大类。射者必须按身份自上而下分成若干等级，不能相混。所用的弓、矢、侯也因射者身份贵贱高低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目的正如《周礼·大司徒》所谓“以仪辨等，则民不越。”此外，要求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审固，然后可以言中”。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射礼活动不仅作为灌输等级观念，礼仪规范的载体，还蕴含了统治者对理想人才的要求。这种理想人才应该文武兼备，文则有德行，武则有才艺。以至于由此形成了周代“以射选士”的模式。西周后期，射箭活动越来越礼仪化、程式化。射御不拘礼节而争胜的武士，一度被视为贱人，而不能与君子之士等列。由此可见，射礼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人文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未完待续）